□ 付聪林

我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从上小学开始的，因为在这之前，大脑里没有一点能存活下来的记忆。

隐约记得我上小学时快八岁了，因为身体瘦小，所以比同龄人上学迟了一年。六七十年代，村里没有幼儿园，上学报名时也不按出生年月为标准，而是看你的个头大小，家里条件好营养供给充足的，个子明显就高，报名时老师目测一眼就报上名了。而像我这样瘦矮的“豆芽菜”，报名时就煞费周折了。

报名时，是姐姐领着我去的。学校在离家三公里左右的大队部，要经过几个村的居民点街道才能到学校。姐姐牵着我的手，一路哄着我前行，我走一段她背一段，连哄带骗把我带到学校，她这才算大功告成，好给父母交差了。而我已哭成个泪人了，嘴里咕咕哝哝地不想上学。姐姐大我两岁，那时已是三年级的学生。她先给自己报上名，再到一年级教室给我报名，报完名领上课本就回家了。课本就两本，一本是语文，一本是算术。回家后，姐姐便忙着找牛皮纸包书皮，这是老师给她安顿的。那时包书皮的牛皮纸很稀缺，是化肥的包装袋，那都是平时母亲给农业社砸化肥时特意留下的。书皮子包好后，就压在炕上的毛毡下面，睡觉时再把枕头放在上面，第二天上学时课本就平整了。

书包是母亲从村里的裁缝那儿找来的边角料缝制的，大都是些三角形的彩色布块。表面看上去五彩缤纷，很是惹眼，可里子却是毛团线头纠缠在一起，很不雅观。那时早晨十点到校，中午不回家，要拿馍馍做午餐在学校吃。因为肚子常常吃不饱，上学路上我便把午餐提前“预支”了。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我时不时地把手伸到书包里，抠掐着把馍馍吃了。到学校把书本掏出来，想把馍馍渣也吃干净，就常常看到尴尬的一幕，馍馍渣沾到毛团线头上，咋抖都抖不干净。

上学路过一条小河，涨水时洋洋洒洒，枯水期潺潺弱弱，但从没见小河干枯过。有一年夏天，放学时路过小河看到一个手大的鲤鱼浮出水面，便惊喜不已，奋不顾身地跳进小河，鱼倒是捉住了，但正当我给父亲“表功”时，非但没有得到父亲的赞赏，还让父亲用一条布满尖刺的沙枣树枝狠狠地凑了一顿，那尖刺入肉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都隐隐作痛，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是学校最重视的节日，也是喜欢热闹的孩子们最期盼的日子。每每五月来临，学校就早早为此作准备，挑选喜欢文艺的孩子放学后排练节目。儿童节那天，全公社各大队的学校都要聚集在邻村一个大舞台前的广场上汇演。节目好不好都不管相干，纯属是图热闹。渴了，就凑钱到路旁买根五分钱的冰棍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。饿了，就一人买一张一分钱的鸡蛋饼压压饥。再好点就是买一碗凉粉，互相吃几口。节目完了，就顺着田间小路回家了。

那时候，印象最深的是吃不饱，好像天天都没吃尽兴过。那时早晚一般都是“米连连子”，只有午饭才吃面食。父亲是主要劳动力，饭出锅前，给父亲捞一碗“干面”，然后拌上一筷头猪油，这就是家长的最高待遇了。舅舅到我们家做客时，家里才吃一顿香头干面，冬天农闲时，母亲也会给舅舅搓“鸡肠子”招待。只有在逢年过节时，才会割肉饱餐一顿。

家里的馍馍常吊在屋梁上芨芨编的筛筐里，表面上说是防猫偷吃，其实是防孩子偷吃。有一次放学后，趁父母亲下地干活，我找了一根长木棍，把盛馍馍的筛筐子捣下来，吃了个尽兴。可矮小的我却没法把筛筐子再放回原处，父亲回家发现后，狠揍了我一顿。从那以后，父亲便把筛筐用绳索牢牢固定在木板上。再后来，为满足自己的食欲，时时与父母斗智斗勇，但也没有少挨父亲的“棉柳条子”和母亲的“笤帚疙瘩”。

如今，我已过半百，也有了儿孙，想起当时所处的时代，那个不谙世故的我，是那样不理解父母的苦衷，顿时觉得对不起已去世多年的父母亲了。